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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华人 — 杨紫烨

http://www.btobcn.net  发布时间:2007-7-3 1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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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紫烨最终也没有让颍州的孩子们看到完整的影片,“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可怜的,我希望他们再长大一些,能在心理有所准备时再看到这部影片。对他们来说,快乐的成长是最重要的。”
  2004年春节,杨紫烨第一次来到安徽颍州。那是个旧历年画般的村庄:穿红披绿的儿童在河边玩耍,鸬鹚忙着捕鱼,一派安静祥和。很难令人相信,一种叫HIV的病毒,正在这里悄悄蔓延,艾滋孤儿们生活在饱受歧视的孤寂与绝望中。
  杨紫烨遇到一个叫高俊的孤儿。他自父母去世后就再没开口说话。男孩垂着头,悲伤又警惕地打量着陌生人。“我无法忘记这个眼神。”杨紫烨决定为这些孩子拍一部纪录片。

  2007年,这部名为《颍州的孩子》(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长达39分钟的纪录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杨紫烨说了颁奖礼上惟一的一句中文:“感谢所有的抗艾滋英雄,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的人们。”这是继1997年虞琳敏《呼吸的代价》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少年杨紫烨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她学习了很长时间的绘画,但命运终以这种方式,辗转到达彼岸。“我觉得有些恍惚。”杨紫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2002年冬季,定居美国的杨紫烨陆续在报刊上看到些有关中国艾滋病与艾滋孤儿的报道。她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有关社会歧视与青少年命运的好题材。此前,杨刚刚结束了纪录短片《成为美国人》(to be American)的拍摄,此片讲述了美国华人新移民的经历以及歧视问题。“我长期关注青年人命运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歧视。艾滋孤儿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杨紫烨说。

  杨紫烨从纽约艾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何大一处,了解到了很多中国艾滋病的情况,并着手联系每一位在中国的朋友,讨论成行的可能。“每一个人都以为我疯了,每个人都说不可能。当时这个话题在中国还很禁忌。”杨紫烨说。

  但她没有放弃。这位上世纪70年代赴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与电影制作的香港女人,太知道什么叫坚持与等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华人要想在美国电影圈混出头,是件难以想像的事情。杨紫烨长期担任剪辑等幕后工作,侍机而动。1997年,年近而立的杨紫烨终于执导了自己的首部故事纪录片《风雨故园》。这部短片讲述了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香港青年人的心态与命运变化。从此,她在纪录片制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000年,杨紫烨首次回国拍摄了讲述城乡差距的纪录片《中国一二》。

  待到2003年SARS之后,杨紫烨明显感觉到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态度日渐开放。“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觉得,拍摄时机快成熟了。”杨紫烨说。她开始给每一个相关的基金会写信,着手寻找拍摄资金。一年之后,杨紫烨收到了来自旧金山华人社团的第一笔捐助:两万美金。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以前大家都认为我在说梦话,没人相信我。现在,我们终于从两万美金开始了。”杨紫烨说。
  2004年,事情出现了更大的转机。杨紫烨赢得了NBA的合同,为姚明与魔术师约翰逊拍摄公益广告。姚明在美国如日中天的名声,为杨紫烨的纪录片赞助打开了道路。在美国知名电视人琼·甘兹·库尼(电视儿童节目“芝麻街”的创建人)的帮助下,杨紫烨与一些大基金会接触,并最终取得了来自Starr Foundation与Give2Asia基金会的资助。

  2004年10月,杨紫烨卖掉了美国的房子,带着两个箱子和满腔壮志回到中国。

  “三个月前,艾滋病夺走了黄家夫妇的生命,留下尚未成年的三姐弟。孩子的大伯领着我穿过他们破旧的房间,残留的空药瓶,破旧的玩具,孩子们贴在墙上写字,老人依在窗边哀叹,死亡的阴影仍深深笼罩着这个家庭。我清晰地闻到了一种味道———死亡的味道。这种味道是如此的刻骨铭心,那是任何镜头都无法捕捉和传递的震撼感受。这仅是我探访的第一个家庭,中国内地还有7万多个艾滋孤儿在相同的阴霾里挣扎,那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这是2004年春节,杨紫烨第一次到达颍州后写下的一段话。回国后,在艾滋病专家景军教授与传播学者李希光的帮助下,杨紫烨与国内的艾滋病救助团体取得了联系。她创办了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机构“the china asia media project”,并最终找到了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会长张颖。这位女商人长期救助艾滋孤儿。经过五次访谈,杨紫烨把拍摄地点确定在安徽颍州。

  2004年的冬天,杨紫烨来到黄家姐妹的院子里。她为这户人家带来了少见的欢乐。“没有人愿意拜访艾滋孤儿的家庭,哪怕只是去看看,他们都欢天喜地,感激不尽。”杨紫烨说。黄奶奶忙进忙出为客人包饺子。外面下着大雪,屋内一家人团团坐着,热气腾腾。艾滋孤儿的笑声,夹杂着过年的炮竹声,“太完美了,连老天都帮我们”,杨紫烨说,“我真切地感受到,孩子是多么需要关心和爱。”
  随着拍摄进程的拉开,以及相关公益广告的跟进,杨紫烨欣喜地发现,这些孩子有了变化。高俊开始说话了。他原是个非常开朗的男孩。他会围着工作人员跑进跑出,接到礼物会微笑。他还找到了新的抚养家庭。
  拍摄持续了近一年,后期制作又持续一年。杨紫烨说她在剪辑室里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光:“我们想说的话太多,有冲击力的镜头太多。但影片长度有限,取舍非常艰难。”这部短片用镜头讲述了在一年的时间里,安徽颍州的六位艾滋孤儿的生活故事。39分钟的影片揭示出艾滋病给人带来的羞耻感及医疗负担如何破坏着传统的亲密家庭纽带,如何给那些艾滋孤儿———不管是健康的还是有可能已经感染的———带来更悲惨的命运。
  作为中国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机构的创始人之一,杨紫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提升防艾意识上。她还拍了一部名为《朱利亚的故事》的纪录片。一位叫朱利亚的女大学生成为了第一个在中国屏幕上露面,讲述被传染艾滋病病毒经历的人。这部时长28分钟的人物故事,引发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热议。
  不久前,《颍州的孩子》中的4个孤儿和来自其他省份的11个艾滋孤儿一起,在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这天受温家宝总理的邀请参观了他的办公室。
  奥斯卡对于杨紫烨来说完全是个意外之喜。得知获得提名时,她和工作人员正在外面吃饭。“年轻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家一路唱着一路回到办公室。”即便如此,她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大希望。她认真观看了对手的参赛作品。她觉得一部名为《预演梦想》(Rehearsing a Dream)的片子更有希望得奖。

  杨紫烨甚至忘了准备走红地毯的礼服。幸好一家法国服装品牌及时赞助,才解了燃眉之急。杨紫烨在黑色晚礼服上特地别了一根象征艾滋病防治志愿者标志的红丝带。

  “当我听到自己名字时,脑子几乎一片空白。只希望走路不要出丑,好好把致谢词答完。”杨紫烨笑言。她站在主席台上,看着下面马丁·斯科塞斯、乔治·卢卡斯这些星光熠熠的大人物,不禁有些恍惚。“我太幸运了。一切恍如梦境。”她说。

  杨紫烨表示,希望和她的合作伙伴及CAMP(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项目)一起,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多做一点事情。“早在2002年,影片筹划之初,何大一先生便对我说,如果单纯拍一个给外国人看的猎奇纪录片,意义不大。关键是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提高防艾意识,关爱艾滋孤儿。我希望,这一片子里没有提及的其他孩子,也能得到全社会的关爱。”杨紫烨说。
  但是,杨紫烨最终也没有让颍州的孩子们看到完整的影片,“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可怜的,我希望他们再长大一些,能在心理有所准备时再看到这部影片。对他们来说,快乐的成长是最重要的。”
  “如果因为我所拍摄的影片,使人们消除对艾滋病的误解和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推动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那才是对这部纪录片最大的艺术肯定。”杨紫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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